| 开云真人开云真人近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强化落地见效，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战略深化功能性改革，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推进国有资本优化配置，紧紧围绕激发活力提高效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紧紧围绕任务落地见效完善改革推进机制，优化改革进度跟踪和评价体系。 应当看到，国有资本在传统产业领域布局基础扎实，但产业持续发展面临的资源瓶颈等制约因素正在增多。加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各国竞相角逐的新赛道。在此情形下，国有资本有必要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等领域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事实上，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中，国有资本一直是主力军、压舱石。近年来，受到城市化、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国有资本已经在积极地往普及型社会服务、应急管理等领域布局。新形势下，构建安全可控的产业链、创新链，进一步要求数量庞大的市场主体围绕创新活动紧密互动形成共同体，从而形成设定创新议程、推动创新议程的能力。伴随这一进程，国有资本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比如，打通本土供应链、创新链堵点。应当看到，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不仅是科技问题，也是产业问题。要实现从技术原型、“首台首套”到大规模产业化应用的转变，不仅需要在研发和生产能力上进行规模投资，还需要推动关键技术与产业链、市场需求进行持续互动，完成多轮技术迭代。 在这一过程中，投资规模和产业支撑条件是关键技术突破成功与否的一大关键要素。国有资本作为“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支撑性力量，应当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新一代通信技术、基础软件与工业软件、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投资、研发与生产中扮演排头兵角色，打通本土供应链、创新链堵点。 又如，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既取决于竞争压力，又取决于对关键科技资源、人才资源的获取能力。作为长期处于追赶状态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前瞻性创新领域并不具有广泛分布的基础资源。这就容易造成中小型企业、传统制造型企业难以够得上创新竞争的门槛；少数积蓄创新能力的大企业又可能倾向于从既有规模和技术优势中获利，不急于推动新技术。这对我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得并保持竞争优势是不利的。 国有资本应当通过投资重大设施平台、创办转化类新型科研机构、设立预研阶段合作项目等多种手段，在新一代通信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领域为创建新的产业空间提供基础性资源。 同时，通过跨所有制合作来发展相应的风险投资机制，为不同类型的技术孵化、技术合作和投资创业提供条件，以此来降低本土创新型企业的进入门槛。理论上，这种投资既可以孵化更多的本土创新主体，又能激励领军型大企业持续创新，从而进一步放大科技创新策源功能。 再如，在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前沿技术创新领域，应当鼓励多样化的技术路线，充分发挥市场在推动技术演进中的作用；在塑造复杂的产品技术体系过程中，国有资本作为重要的“耐心资本”，需要为本土创新竞争作出方向性的引导，发挥好协作与竞争两种机制效应，起到“国家战略+市场竞争”的双重效果。这就要求调整与完善以“选定企业”“选定技术路线”为主要特征的传统产业政策。 具体而言，国有资本应当积极扶持、参与或主导各类平台型产业创新组织，使政府决策能够更充分地接触多元创新主体，及时掌握各类技术动态和竞争趋势，以此作为各类决策的信息基础。同时，这些平台性组织又能为创新共同体的发展壮大提供支撑。 当然，为避免平台性组织落入自我繁殖、内部循环的误区，或沦为的“独角戏”，也有必要作出相应的制度创新，保持平台的高度开放性，保证平台成为信息汇聚、人才集聚的高地。 |